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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琼、尉迟恭、魏征、包公、海瑞等。

1、秦琼

秦琼（？—638年），字叔宝，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隋末唐初名将。初为隋将，先后在来护儿、张须陀、裴仁基帐下任职，因勇武过人而远近闻名。

后随裴仁基投奔瓦岗军领袖李密，瓦岗败亡后转投王世充，因见王世充为人奸诈，与程咬金等人一起投奔李唐。

投唐后随李世民南征北战，是一个能在万马军中取敌将首级的勇将，但也因此浑身是伤。唐统一后，秦琼久病缠身，于贞观十二年（638）病逝。

生前官至左武卫大将军、翼国公，死后追赠为徐州都督、胡国公，谥曰“壮”。贞观十七年被列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2、尉迟恭

尉迟敬德（585年－658年12月26日），名融（后世误载名“恭”），字敬德，以字行，朔州善阳（今山西省神池县）人。唐朝名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尉迟敬德纯朴忠厚，勇武善战，一生戎马倥偬，征战南北，驰骋疆场，屡立战功。玄武门之变时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官至右武侯大将军，封鄂国公。晚年谢宾客不与通，于显庆三年（658年）去世，册赠司徒、并州都督，谥号“忠武”，陪葬昭陵。

传说敬德面如黑炭，擅使铁鞭，骑乌骓马，据《西游记》一书，尉迟恭与秦琼因保护唐太宗李世民免于龙王鬼魂之犯，成为两位道教传统门神，尉迟恭年少时曾为铁匠，后世铁匠常奉之为职业守护神。

3、魏征

魏徵（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唐贞观十七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祖籍巨鹿郡下曲阳县（现晋州市）。

隋唐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

官至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号“文贞”。葬礼从简。同年入凌烟阁。

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谏太宗十思疏》。

4、包公

包拯（999年－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臣。

天圣五年（1027年），包拯登进士第。累迁监察御史，曾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

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贵。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

嘉祐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因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故世称“包待制”、“包龙图”。

嘉祐七年（1062年），包拯逝世，年六十四。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后世称其为“包孝肃”。有《包孝肃公奏议》传世。

包拯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

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奎星转世，由于民间传其黑面形象，亦被称为“包青天”。

5、海瑞

海瑞（1514年1月22日－1587年11月13日），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参加乡试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

历任州判官、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宝丞、两京左右通政、右佥都御史等职。他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

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病死于南京官邸。获赠太子太保，谥号忠介。海瑞死后，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广为流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门神

盗墓者的盗墓技巧（和你问的问题接近，其实不神秘），切忌模仿。

旧社会长沙盗墓贼的四字诀

跟北方洛阳、关中等地不同，南方许多地方土薄石多水位高，“洛阳铲”无用武之地，当地盗墓贼“因地制宜”，经过长期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一套觅宝、识宝的方法和技巧。湖南学者刘鸿伏先生与民间古玩文物贩子打交道多年，借机了解、研究解放前长沙周围地区的盗墓贼的办法和技术，归纳为“望”、“闻”、“问”、“切”四字诀。

“望”是望气看风水。老盗墓贼经验丰富，又多擅长风水之术，故每到一处，必先察看地势，看地面上封土已平毁的古墓坐落何处，只要是真正的风水宝地，一般都是大墓，墓中宝物必多。以风水术指导地面无标志的墓址的确定，无乎百发百中。据说民国年间长沙一蔡姓盗墓高手极擅风水之术，他若出门选点，从者必云集左右。有一次他到宁乡县走亲戚，行到一风景甚佳处，指着一块水田对同行人说，此田下必有大墓，墓中宝物必可使你我骤富。同行者均不信，此人于是跟他们打赌：若无古墓，自己输一千美元。反之，墓中出了宝物自己独占七成。众人赌兴大发，遂暗约乡民数十人于夜间发掘，至半夜果然掘出砖室大墓，墓壁彩绘死者生前生活图景，墓内有宝剑、宝鼎、玉璧、漆器、金饼、砚、竹筒等物。后来他们卖给美国传教士，得大量美元而暴富。

“闻”即嗅气味。有此奇术的盗墓者专练鼻子的嗅觉功能，他在盗掘前，翻开墓表土层，取一撮墓土放在鼻下猛嗅，从泥土气味中辨别墓葬是否被盗过，并根据土色判断时代。据说功夫最好的可以用鼻子辨出汉代墓土与唐代墓土的微妙气味差别，准确程度令人惊叹。

长沙刚解放时曾枪毙一个老盗墓贼，他将一生所盗文物国宝全部卖给了外国人，此人即是“闻家”，专盗汉唐以前大墓，出土器物只要一闻，便可准确断代。有个盗墓贼拿来几件古旧漆器，说是出自一个王侯墓中。他倚在烟榻上，边抽鸦片边拿起一件漆器，放到鼻下一嗅，便笑着说：“仁兄，你这漆器是在尿坑里沤泡过的，取出的时间应在七个月左右。”此人大惊失色，连称：“得罪！得罪！”

“问”就是踩点。善于此道者，往往扮成风水先生或相士，游走四方，尤注意风景优美之地和出过将相高官之处。他们一般能说会道，善于与长者老人交谈讲古。每到一处，均以算命先生或风水先生身份拜访当地老人，从交谈中获取古墓信息与方位。这种人有些本事，口才又好，很容易取得对方信任。一旦探听到古墓确切地点，便立即召集群贼在夜间盗掘。

“切”即把脉之意。有三层含意：第一层是指发现古墓之后，如何找好打洞方位，以最短的距离进入棺椁，这种功夫不仅需要丰富的盗墓经验，而且要有体察事物的敏锐感觉。擅长此道者往往根据地势地脉的走向，如给人把脉一样很快切准棺椁的位置，然后从斜坡处打洞，直达墓室中棺头椁尾，盗取葬品，前几年曾国藩墓即被用此法盗掘。第二层含意是指凿棺启盖后，摸取死者身上宝物。从头上摸起，经口至肛门，最后到脚。摸宝物如同给病人切脉，要细致冷静，讲究沉静准确，没有遗漏。第三层含意是指以手摸触出土文物，由于其中的高手过手文物不计其数，所以往往不需用眼审视，只要把物品慢慢抚摸一番，即知何代之物，值价几何。他们常以此技与人赌输赢，往往胜算。

盗墓觅宝之事古即有之，于今尤烈，其方法、技术、工具演变到现在更趋现代化、智能化、集团化，探测用军用罗盘、探测仪，开挖用雷管、炸药、电锯，运输通讯用汽车、摩托车、手机，因而打击盗掘古墓、贩卖走私文物的斗争更为复杂艰巨，任重道远！

听雷声，辨墓地

《清稗类钞•盗贼类》有“焦四以盗墓致富”披露了盗墓的技巧：”广州剧盗焦四，驻防也，常于白云山旁近，以盗墓为业。其徒数十人，有听雨、听风、听雷、现草色、泥痕等术，百不一失。

一日，出北郊，时方卓午，雷电交作，焦嘱众人分投四方以察之，谓虽疾雷电，暴风雨，不得稍却，有所闻见，默记以告。焦乃屹立于岭巅雷雨之中。少顷，雨霁，东方一人归，谓大雷时，隐隐觉脚下浮动，似闻地下有声相应者。焦喜曰：‘得之矣。……’。”

这个焦四不愧是个盗墓高手！他不但掌握了一般盗墓人都会的分辨土质、土色的本领，还善于利用一些自然现象，帮他寻找坟墓的所在。比如“雷电”，焦四在雷雨天出去盗墓，他让跟他盗墓的人分别站在四个不同的方位，雨过后，东边的人跑过来说，刚才打雷的时候，听到他哪个方位的地下有隐隐的声音想应和。焦四很高兴，说：“我们找到了！”这里面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有墓葬的地下是空的，当大雷的时候，就容易形成共鸣，听起来好像是地下有东西和雷声相应和了。

盗墓活动的常规过程

中国现代意义上、由国家发起的、有组织、有针对性的“考古发掘”活动还不到一百年，以前那些发掘工作与其说是“发掘”，倒不如说是“盗墓实录”。因为其方法、手段等等完全是盗墓者的那一套，没有“自己的”东西。

真正的民间盗墓者受各种限制，他不可能带着雷达去盗墓，连个洛阳铲还得想办法拆开“藏起来”，所以他有他自己的绝招。他要想在单位时间内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就要想各种办法，有些是很精妙的。下面就讲述整个盗墓的过程。

看地形

“看地形”，很是玄妙，不知道的人走在墓旁也看不出来，明白诀窍的人在几公里以外就能看出来。有些盗墓贼“喜欢”在下完雪的天气出来“四处转转”尤其喜欢下“很细很细的雪粒”那种雪，其中道理是跟“土”有关。

土有“熟土”、“活土”（也叫“花土”）、“死土”的分别。有经验的盗墓者看上一眼就能明白这里有没有墓葬，甚至一眼就能看出是什么时代的墓葬。

在探墓时，可以先用探条去探，根据手上的感觉去“感觉”是不是有墓；待确定以后就下铲，比如：一铲打下去十米，有了，然后看深度和铲子上带出来的东西，深度也是个标志，带出来的东西上有木屑、有朱砂、有坑灰等等，这都是特点；然后，用泥铲把墓的形状“方”出来，就是定坐标。左边打一个，打了十米没有打到，那就是“过了”，再回头往右边一点继续打，以此类推，一个个的点连起来，就是十多米地下的墓的形状了。然后根据墓的形状、深度、坑灰、木质（或石质、砖质）这些特点结合起来推测出墓的年代、墓门的位置等等。

挖洞口

探好位置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挖洞口了。厉害的盗墓者一个十几米的洞子挖下去能够做到地面上没有土！令人费解的是，就算墓地周围都是一片平原，全是很平整的土地，周围几百米、几里地也看不到有土堆。所以，土是不可能堆在外面的，而且洞口那么小，干活的时候还要封起来，谁也看不到，这样高超的手法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盗墓贼干完活以后会把洞口封起来。有的洞口只有一个污水井盖那么大的口子，打开以后向下看，直直的十多米下去，黑古隆冬看不到底。

进入墓室

一般来说，任何朝代墓内的物品摆放都有其规律。一看形状是汉墓，东汉或是西汉，那么心里就有数了：棺木应该在哪里、陪葬的物品中陶器在哪里、金属器皿在哪里、两边的耳室里都会有什么……等等。等真的下去以后，直奔那里就挖过去了（汉墓一般都是塌陷的，灌满了土，说是墓室，实际上都是土，是在土里前进，东西都在土里）。一般贵重的陪葬品会放在墓主棺木里其左肩部和右脚部。

还有些墓，比如明清墓，墓顶会很厚的，这是因为那时的墓大多采用七纵七横、共十四层的青砖砌起来的，有两米多厚。这样就需要在挖洞时避开墓顶。所以，一旦下铲子碰到了砖（铲子提上来会带有砖灰），那就要找其他地方往下打了。

这个“其他地方”有时可能是靠近墓门，有时可能是靠近墓的后墙，都有可能，完全是根据墓的本身形状、特点来定的。看完形状，一想这墓内的棺椁可能是靠近墓门位置，那打洞的时候就靠近墓门，反之就靠近墓墙打。

一个墓，就象一辆坦克，尽管有装甲（墓墙、防盗层）、象堡垒（墓顶很厚），但也有弱点。弱点就是墓墙，或是墓底。

有些盗墓者一看这墓太坚固了，顶上和周围都不好办，就要再挖一个竖井和一个横井，直接就到墓的正下方。到墓的正下方以后再继续垂直向下开一个竖井，然后用工具向上面挖，把墓底挖穿一个小洞，然后通过这个小洞就可以进入墓的内部。这样，墓的四墙、顶部都没有破坏，但墓本身已经被盗掘一空了。

但一般较少采用这种方法，以砖石结构的明墓为例：它的后墙最薄弱，基本上只有两层砖，所以打竖洞时可以沿着墓后墙打，把两砖厚的墓墙凿开并不费什么事。针对明墓来说，几乎所有的古盗洞都是开向后墙的。

解放前盗明墓的，很多只有一个人干，只有一晚上的时间，穿着老鼠衣、手脚并用，挖洞、进墓、拿东西走人。相当不简单。那时候一个人没办法打竖井，他就离开墓一段距离，然后以一定的角度向下挖，斜着向下，整整好好碰到墓的后墙，然后凿透、进入，计算的非常精确。

盗墓活动的行规和工具

我国盗掘古墓之事由来已久，历史上有记载的被盗最早的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距今约3600年；盗掘事件最早出现在277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有人从掘开的古墓中得到一颗玉印，上刻十字，当时没有人认得。

盗墓贼的行规和盗掘手法

干盗墓勾当的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官盗，像汉末的董卓、曹操，五代的温韬，到民国时的孙殿英等，都很有名，他们往往动用大批士兵，明火执杖地大干；还有一种是民盗，分布各地，人数众多，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挖开墓室、棺材，从中取出随葬的财物珍宝，大发横财。他们多集中在古墓葬较多的地方，如河南洛阳地区、陕西关中、湖南长沙周边一带等地。

这些专职盗墓者在解放前一般是两个人合伙，多人结成团伙的是少数，一个人单独干的更少，原因很简单，一个人顾不过来，而两个人可以分工合作：开始时一个人挖洞，另一个人清土，同时望风；以后一个挖进墓室，另一个人在上面接取坑土和随葬品。这两人多为有血缘亲戚关系（要好的朋友也很多），但奇怪的是父子关系的较少，这也许是干盗墓这营生毕竟见不得人，老子即便干上这个不光彩的勾当，也要维持做父亲的形象，不好意思拉上儿子一块干，做儿子的后来发现了也装着不知道。两人合伙为什么要找有血缘的亲戚呢？这是为了防止在洞口接活的人图财害命。就是说，洞下的人把活干完将财物都传递上去了，他就会拍拍巴掌或拉拉绳子，示意洞口的人把他拉上去。如果洞口的人见财起意，当洞下人快上来时猛一松绳子，洞下的人冷不防从四五米以上的距离跌下去，骨折、受伤动弹不得，洞口的人又赶紧把提上来的坑土向洞下灌埋，下面的人必死无疑。

这些人长期以盗墓为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善于伪装掩人耳目，并有对付墓内防盗机关的一套办法。他们在确定盗掘目标后，如果小墓不须费多大功夫，用几个晚上挖开，速战速决，取出随葬品走人。如是大中型墓葬，便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一是以开荒种地为名，在墓葬周围种上玉米、高粱等高秆作物，以青纱帐掩盖其一两个月的盗掘活动。二是在墓边盖间房子掩人耳目，然后从屋内挖地道通向墓室，从外面看不出什么问题，而墓内早被洗劫一空了。三是在古墓边修一假坟时暗中掘一地道，通入古墓内盗取财物。

盗墓工具的演进

解放前的盗墓贼，一般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干，不要太多，时间是一晚上，干活有自己的专用工具（挖掘设备），有专用连体服装（老鼠衣，上面布满各种“装备”）。

盗掘古墓一方面靠人的技术、经验；一方面靠工具操作，旧社会民间盗掘工具为锹、镐、铲、斧和火把、蜡烛等。明代以前，盗墓贼没有探测专用工具，明代开始使用铁锥，它的出现使盗掘者仅以地面有明显标志（如封土、墓碑）的墓葬为对象一去不复返。盗墓者利用特制的铁锥，向地面无标志的地下探索，一旦找到古墓，根据锥上带上来的金属气味，选好方位，可直接挖洞盗掘。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洛阳水土资源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味），则发（掘）。”

解放前的挖掘设备，选用锋利的铧犁叶片的一部分做“掘进器”，“三片装”很像螺旋桨，后部紧连着螺旋状的“排土”装置。如此一来，不但能够将土掘出、排出，而且能够打透墓砖（螺丝钉原理，加大水平力量即可，不用大力下按）。

从铁锥到“洛阳铲”，是北方盗墓贼使用地下探测工具的一个飞跃。

河南洛阳城自古以来文化悠远，历史上曾为十三朝古都，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心。时至今日，洛阳名闻天下的“洛阳三宝”，就是龙门石窟、白马寺和“洛阳铲”，其中前两样都有极好的声名，而独独这第三样似乎并不光彩，因为它是一种盗墓工具。洛阳城确是盗墓风行，主要源于洛阳自古以来的厚葬之风。自古以来洛阳达官贵人讲究厚葬，而且往往异常重视墓穴的修建，随葬颇丰，以致于洛阳古墓多如牛毛。唐代诗人王建曾这样形容洛阳墓葬稠密：

北邙山头少闲土，

尽是洛阳人旧墓。

旧墓人家归葬多，

堆着黄金无买处。

也正因如此，洛阳盗墓之风自古盛行，而历代盗墓者也是能人辈出。关于洛阳铲的由来，洛阳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洛阳邙山马坡村，有个农民叫李鸭子，从小就以盗墓为生，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间有一天，他到十几里外的孟津县赶集。有个来自偃师县马沟村的熟人正在搭棚子，准备卖煎包子。双方见面打个招呼，他见这人忙着用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在地上挖了一个竖直的小圆坑，以便插入棚柱。这人用此铲往地下一戳，提上来时带出不少土，一下子触发了他的“灵感”：这家伙比铁锨挖盗洞轻巧灵便，特别是能带上原土，利于判断地下不同地层情况。于是他找了张纸，贴着铲夹画出一张原大图样，回家后马上找铁匠按图打造，一试果然得心应手，效果不错。以后其他盗墓者纷纷仿效，于是得到广泛“推广”。

洛阳铲因为是要做为挖掘探洞、采集探土之用，其工作原理大约和现在的石油勘探、地质取样相似，故而铲身不是扁形而是半圆筒形，类似于瓦筒状，很像七八十年代常见的一种凶器——管儿插。

“洛阳铲”的铲夹宽仅2寸，宽成U字半圆形，铲上部装长柄洛阳铲虽然看似半圆，其实形状是不圆也不扁，最关键的是成型时弧度的打造，需要细心敲打，稍有不慎，打出的铲子就会带不上土。不仅如此，洛阳铲在制作工艺上更为复杂，通常制造一把小铲需要经过制坯、煅烧、热处理、成型、磨刃等近二十道工序，故而只能手工打制。如果是一把好的洛阳铲打制完毕，再装上富有韧性的腊木杆并且接上特制的绳索，就可以打入地下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深处，铲子提起之后，铲头内面会带出一筒土壤。这样不断向地下深钻，盗墓贼对提取的不同土层的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各种包含物进行分析，如果是经过后人动过的熟土，地下就可能有墓葬或古建筑。如果包括物发现有陶瓷、铁、铜、金、木质物，就可以推断地下藏品的性质和布局。经验丰富的盗墓贼凭洛阳铲碰撞地下发出的不同声音和手上的感觉，便可判断地下的情况，比如夯实的墙壁和中空的墓室、墓道自然大不一样。

同样的，挖的墓不同，盗墓工具也不同。探汉墓用洛阳铲演变而成的重铲，挖唐墓时用扁铲（类似鲁智深的月牙铲），进入汉墓墓室（汉墓多为墓坑，多已塌陷）捣土时用滚叉和撇刀。

解放后，文物考古部门对它进行改进，用来对地下有无文化遗存进行普查钻探，为文物考古工作做出了贡献。但在近年全国刮起的盗墓狂潮中，它又被盗墓贼用来重走邪路。

一个现代的盗墓团伙，其成员一般在三到四人，不会三人以下，也不大可能超过五人。这几个人各有分工。

现代盗墓贼的盗墓工具已经比以前先进多了。一般的洛阳铲已经被淘汰，用的铲子是在洛阳铲的基础上改造的，分重铲和提铲（也叫泥铲）。由于洛阳铲铲头后部接的木杆太长，目标太大，所以弃置不用，改用螺纹钢管，半米上下，可层层相套，随意延长。平时看地形的时候，就拆开背在双肩挎包里。

高士其——卓越的科普作家

高士其（1905——1988），中国著名科普作家。生于福建省福州市，20岁从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先后就读于美国威斯康幸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不幸的是，在一次实验中他感染了甲型脑炎病毒，逐渐全身瘫痪。此后数十年间，尽管他“被损害人类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子上“，但依然向人们奉献了数百万字精美的科普文艺作品。

192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

高士其同每天一样，又是第一个来到了细菌学系实验室。他要给笼子里的豚鼠注射甲型脑炎病毒，然后取出它们的脑子进一步观察。说不上为什么，他的左耳道这几天发炎了，疼痛一阵阵加剧，身体也感到很疲劳。“要是能休息几天就好了！”高士其这样想。可是不行，他手中的实验停不下来。

“嘭！”正当高士其聚精会神工作的时候，他手中装满甲型脑炎病毒的试管爆裂了，毒液随之四溅，弄了他一身一手。同室的人见状，惊慌地呼叫起来。高士其并不害怕，他要征服这些毒菌。前些天研究一种食物毒菌，他还将一部分经过减毒的毒菌吞食下去，进行自身感染试验，令老师和同学们瞠目结舌。高士其迅速把破裂的试管做了处理，便又专心致志地继续试验。他没有想到，这次却种下了影响他终生的祸根。

半个多月后，他的左耳听不清声音了，脖子转动困难。最糟糕的，是一向挺麻利的双手却经常颤抖，怎么也不听使唤。这是怎么啦？高士其毕竟是正在攻读医学博士课程的高材生，他怀疑自己得了甲型脑炎。经医生诊断，他的假想得到了证实。患病的原因，就是那次破裂试管中的病毒顺着他正患炎症的左耳膜侵入小脑，从而破坏了小脑的运动中枢。医生预言，他最多还能活5年，好好安排后事吧！

高士其被判处了“死刑”，这个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他从医院出来，直觉得天旋地转，仿佛正沉落到一个黑洞洞的深渊，越陷越深。“难道一切就这样完了吗？”高士其痛苦地思索着，徘徊着。他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来美国求学的，本来学的是化学，先在威斯康辛大学，后又转入芝加哥大学。就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传来了姐姐被霍乱夺去生命的噩耗。“病菌，又是可恶的病菌！”高士其想到了得白喉死去的弟弟，他眼睛射出愤怒的火焰，“我一定要消灭这些害人的小魔王！”于是，他放弃了心爱的化学专业，进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决心做一名细菌学家。可是现在，和“小魔王”的战斗刚刚开始，自己又被击中了。

医生劝告高士其中止学业，立即回国休养。经过一番剧烈思想斗争的高士其，有自己的打算。尽管每周都要发一次病，发病时脖颈发硬；头往上仰，眼球向上翻；两手抖动不止，他还是坚持研究病毒、细菌，终于完成了医学博士的全部课程。

1930年秋天，高士其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这位海外游子是怀着满腔热忱归来的。而等待他的却是饥饿和失业。他曾在南京中央医院弄到检验科主任的差事，可连申请购置一台显微镜都得不到批准，这如何能行？他离开了。后来他到上海，住在一个窄小的亭子间，靠做翻译工作和当家庭教师来维持生活。由于经济困难，营养不良，他的病症加重了。这时，他与董纯才、张天翼、艾思奇等进步文化界人士有了往来。文思奇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介绍给他，使他在艰难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他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消灭害人的“小魔王”，必须先消灭社会上的“大魔王”。从此，他便用颤抖的手拿起了笔，以此为武器，奔向擒拿大小“魔王”的战场。1933年，他的第一篇科普作品《三个小水鬼》发表了。1935年，又发表了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此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短短几年就写出了上百篇科普作品和论文，为中国科学文艺作品的诞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个期间更改了自己的名字。本来，祖父给他起名“高仕棋”，“仕”反映其书香世家，“棋”则是现从康熙字典查来的，原因是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金。当他郑重地用起“高士其”这个名字时，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仕棋”两字的偏旁去掉，他认真地解释说：“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1937年夏初的一天，文思奇来向高士其辞行。“你到哪里去？”“延安！”艾思奇附在他耳边小声说。高士其激动了，攥住文思奇的手恳求一同前往。他这时行动已很困难，可心情相当迫切：“我一定要到延安，我一定能到延安，就是爬，我也要爬到延安去！”不久，他接到艾思奇从延安捎来的信，在“八一三”隆隆的炮声中离开上海，前往延安。他身体残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奔向延安，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两个月后——1937年的11月，他终于奇迹般地来到了宝塔山下。当毛泽东同志紧紧握住高士其的手，高声说出“欢迎你，中国红色的科学家”时，他觉得一股暖流直涌心间。那天夜里，他睡不着觉，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

不能走路

也来到延安

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

赶走日本强盗！

还我中华河山！

在延安，高士其的生命获得了新的力量，他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写作、讲课，孜孜不倦地工作着。而那里的医疗条件是很恶劣的，高士其的病情日益恶化，终于全身瘫痪。组织上全力挽救他的生命，派人护送他经重庆去香港治疗。此后，他辗转流亡于九龙、广州、桂林、上海、台湾，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一方面同疾病斗争，一方面坚持创作。诗歌《黑暗与光明》、《给流血的朋友》、《我的原子弹也在爆炸》等，科学论文《自然运动大纲》、《跃进三百年序》、《天的进行曲》以及《新科学与新民主》等，都产生在这个时期。这些作品笔锋尖锐，既阐述了自然发展的规律，也揭露了敌人的罪恶，表明高士其已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1949年5月，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高士其经香港来到北京。在融融春色中，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他，并安排他住进了北京医院。10月1日，他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庄严的开国大典。后来，他这样叙述当时的心情：“我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在全国人民胜利的欢呼声中，我的病所给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的风吹走了。”在北京平面胡同的一套房间里，高士其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活。

每天，当太阳刚一升起，他便起床、穿衣，在别人的帮助下吃早点。然后，用10分钟时间做简单的医疗体操。接着是看报，首先是《人民日报》还有《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高士其的写作方式是很特别的。他瘫痪后，不仅腿不能走路，手不能握笔，下肢僵硬脖颈歪斜，而且连说话能力也逐渐丧失，听力也很微弱。每创作一篇作品，他都要把阅读过的重要资料分析、整理，反复思考，在脑子里形成初稿。当秘书在他身旁坐下时，他便一个字一个字地口述腹稿，由秘书记下来。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发音也不清楚，秘书必须集中全部精力才听得懂。有时候遇到一个难懂的名词，他必须反复地说十几遍，或在纸上写半个多字，秘书才能领会。到后来，他干脆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嗯嗯”、“呵呵”的声音，得由秘书或妻子接口型“翻译”成文。就这样他一天天地都在写，每天只能写七八百字。写好之后，还要三番五次地反复修改。在差不多40年的时间里，高士其就用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创作了400多篇科普论文和科学小品、200多篇科学诗歌，汇编成20多本书，总计达500多万字。这是多么丰硕的成果！这又是多么艰苦的劳动！

高士其在用心血著述，在以生命创作。他的作品，每一个字都融进了科学真理、爱国激情和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为了搜集科普素材，他曾坐着轮椅到鞍钢、到大庆、到呼伦贝尔草原、到西双版纳丛林。即使在那寒凝大地、是非颠倒的日子里，他也不曾向恶势力屈服，继续着自己的事业。1975年1月，他趁参加全国四届人大的机会，当面向周总理陈述了对科普工作的建议；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又向中央领导同志呈递了加强科普工作的意见书。有时，他甚至因连续创作突发急症，经医院抢救方能脱险。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能使他放下战斗的笔，都不能停止他生命的追求，正如他在《生命进行曲》中所吟唱的那样：

在冰雪的南北极，

在炎热的赤道上，

在海拨两万尺的高空，

都能找到你的影踪。

饥寒、疾病和一切自然灾害，

是你的敌人。

你和死亡搏斗，

在生存斗争中取胜。

生命啊，我赞美你，

你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你歌唱欢乐的大地，

你歌唱喜悦的春天！

当社会主义祖国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高士其的科学文艺创作也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路程。1984年12月，人们在北京隆重集会，向他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和美好祝愿。此后，他依然一如既往，致力于科学普及工作，直到1988年12月19日逝世。

在悼念这位科学文艺作家的日子里，人们盛赞他的伟大人格，不断地吟咏他写下的赞颂天庭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诗句。其实，高士其本人就是一个盗火者——盗取人类智慧之火，“将科学和文明遍撒人间”。在中华民族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的伟大进军中，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高士其的名字。